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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安徽師范大學教授楊國宜在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
      來源:河南中華文化促進會   編輯:admin   發布日間:2015-11-05   

      宋學:朱熹理學的特點與改革
       

           安徽師范大學教授楊國宜在研討會上的主題演講
       

          

           上次“南陽宋學研討會”上,我在《宋學:范公學派的特點與改革》一文中,對宋學開山祖師學派略有探索;這次會議的主題是朱熹的理學,因此就“朱熹理學的特點與改革”作些申論。


             宋學,是與時俱進、適應社會發展的時代思潮


            宋學,是中國學術發展到宋代與時俱進的產物。既是漢學的繼承者,又是漢學的對立物,是漢學引起的一種升華。具有許多自己的時代特點,主要是:博古通經,注重義理;以史為鑒,經世致用;內圣外王,成德立功;探究本體,維護綱常;等等。
       

             宋學內容豐富,派別甚多?!端卧獙W案》長達100卷。列舉的主要學派有:范公學派、荊公學派、溫公學派、關洛理學、湖湘學派、浙東學派、朱熹理學、陸氏心學等。他們相互之間爭論激烈,其主要精神皆在于研經讀史、經世致用,發現弊端、推陳出新,進行改革的理念甚為明顯。 如:仁宗時期,出現了“范公學派與慶歷新政”??墒菢O習太深,積重難返,遭到既得利益者們的反對。加之經驗不足,步驟太猛,反對派的污蔑誹謗,最高統治者的態度動搖,范公只得主動辭退,“新政”便流產了。此次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,雖然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,但影響很大。因為弊病未除,問題仍然存在,要求改革的呼聲依然很高。


      神宗時期,出現了“荊公學派與熙寧變法”。王安石目睹“慶歷新政”失敗,非常惋惜。隨即向仁宗皇帝上《萬言書》,對當時的官制、科舉、吏治敗壞的現象做了深刻揭露;提出自己“因天下之力,生天下之財,供天下之費”的理財方針,以及用人之道等改革主張。雖未被采納,但其名聲大震。至神宗即位,被召入京,任為“參知政事”,主持“熙寧變法”。但由于考慮不周,操之過急,用人不擇,樹敵過多,反對者甚眾。王安石不得不退居二線,“新法”變質,社會危機更加嚴重。
       

      哲宗時期,出現了“溫公學派與元祐更化”。支持“變法”的宋神宗逝世后,哲宗即位,任用司馬光為相,進行“元祐更化”。在“熙寧變法”時,他最初也是同意和支持的,后來發現出了不少問題,勸阻不行,才開始反對的。他上臺后罷黜“新法”,進行“更化”,并非倒退。更化,也是改革。至于“元祐更化”后來搞的不好,是由于某些地方搞過了頭,特別是在任人方面,意氣用事,形成了不辨原則是非的朋黨之爭,背離了改革的旨意。


      與此同時,出現了“關洛學派與理學的興起”。宋學中,最早出現的范公、荊公和溫公,他們治經讀史,經世致用,發現社會弊病進行改革的重點都偏重于政治方面,效果都不夠理想;于是,與他們關系都很好的,偏重于學術的精英們,便在思想修養方面進行探討,興起了理學。理學又稱道學,古無此名,至北宋中期才出現。故理學實為宋學的一部分,是宋學與時俱進,發展到新時期的產物。理學的興起,與張載、周敦頤和二程的倡導有關。周敦頤依據《易傳》、《中庸》之理,作《太極圖說》,“明天理之根源,究萬物之始終”,論證世界本體及其發展過程?!端卧獙W案》稱其為“高平講友”,與范仲淹的關系是很不錯的。 張載,因范仲淹勸讀《中庸》、《宋學學案》,稱其為“高平門人”。程顥、程頤,少從濂溪游,厭科舉之習,有求道之志。泛濫諸家,反求六經而后得之。論為學之道,必先明諸心,知所養,然后力行以求志。曾參與王安石、司馬光的變法與更化,但又不全同二人之所為,有一套自己的主張。他們治經,以闡釋義理、兼談性命為主,故稱理學,為理學的創始人。其學雖頗主力行,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,但其流弊頗易陷于空談。


      南宋前期,出現了“張浚父子與理學的轉型”。當時,理學雖頗為流行,但其流弊也逐漸顯露,有一些“浮偽之徒,自學問文采不足表見于世,乃竊借名以自售,外示恬黙,中實奔競”,他們“倡為大言,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,仲尼傳之孟軻,孟軻傳之頤,頤死遂無傳焉??裱怨终Z,滛說鄙論,曰此伊川之文也。幅巾大袖,高視闊步,曰此伊川之行也”。他們認為只有“師伊川之文,行伊川之行,則為賢士大夫,舍此者非也”。不少人認為這樣的“理學“,或稱“道學”,實為“偽學”,應予禁止。特別是在金兵壓境、宋室偏安、財政困難的環境下,空談理學是不能解決問題的。當時一些社會精英們考慮必須有所作為,應該有恢復之志,有事業心,建功立業的事功思想悄然而生。特別是張浚、張栻父子,既是著名的抗戰派,又是理學名家,他們的事功思想非常突出。張浚的《紫巖易傳》中“事功”一詞出現達11次,主要有:“不能建立事功以生利萬物,而獲罪于天下,后世恥之”。“若雷動而奮,仁德以行,天下之賢其將合志同心,以赴事功之會,而我之德業永永無窮矣”。張栻的《易說》、《南軒集》等書中,“事功”一詞出現約13次:主要有“不昧于事,則得者為吉,失者為兇,吉兇既定,則凡勉于事功者,莫不弘之不息,以成其功”。 “事功固有所當為,若曰喜事功,則喜字上煞有病”。事功,固然是應該講求的,但不能只是“喜歡”就可以了。因為事功是有標準的。以管仲為例,不能“但稱其救世之功”,還應該“問其仁,而獨稱其事功,則其于仁也,亦可知矣。然使其果為背君而從讎也,則雖事功亦不足稱矣”。事功,應該看其是否合符“仁”,是否違背“君”,如果不符合,就不足稱道。從以上引述的言論中,不難看出張浚、張栻的事業、事功思想,不僅非常突出,而且很有原則。是理學與時俱進、發現弊病后,適應時代轉型的思潮。值得關注。


      南宋中期,在浙東出現了宋學中理學向事功的轉化。浙東學派的主要人物有:薛季宣、陳傅良、葉適等人。葉適的《溫州新修學記》,對永嘉學派的淵源和最后形成作了簡明的介紹:“昔周恭叔(行己)首聞程呂氏微言,始放新經,黜舊疏,挈其儔倫,退而自求,視千載之已絶,儼然如醉,忽醒夢方覺也,頗益衰歇。而鄭景望(伯熊)出,明見天理,神暢氣怡,篤信固守,言與行應,而后知今人之心,可即于古人之心矣。故永嘉之學,必兢省以御物欲者,周作于前,而鄭承于后也。薛士?。拘嵃l昭曠,獨究體統,興王遠大之制,叔末寡陋之術,不隨毀譽,必摭故實,如有用我,療復之方具在。至陳君舉(傅良)尤號精宻,民病某政,國厭某法,銖稱鎰數,各到根穴,而后知古人之治,可措于今人之治矣。故永嘉之學,必彌綸以通世變者,薛經其始,而陳緯其終也”??赡苁侵t虛的原因,沒有把自己(葉適)寫進去。他們原先都是關洛理學的傳人,后來適應時勢的變化,演變成了事功學派,對理學的某些言行頗多質疑。他們都探討社會問題,提出各方面的改革方案,都有改革的理念,可是都沒有得到實踐的機會。


      同時,朱熹也與時俱進,根據宋學研經讀史、經世致用的改革精神,針對理學內部的弱點和外部的責難深入探討,采取自我完善的方法,集理學之大成,形成了自己的理學體系和特點,在諸多學術領域內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改革,取得了可喜的成果,堪稱宋學中的大師。


          朱熹理學的特點與改革


      朱熹,十九歲登進士,進入仕途,約五十年。但官運并不亨通,僅當了九年地方官,在朝廷作了四十天侍講。其余四十年大都是領祠祿居家,過著教書、講學和著書的生活。他學識淵博,對哲學 、政事、史學、教育、文學、樂律乃至自然科學都頗有研究。其思想的特點,值得我們很好的研究。


      朱熹思想內容豐富、博大精深,具有融會貫通、兼容并包的特點。國學大師錢穆的《朱子學提綱》,對此有專門的論述:“理學在北宋,唯伊洛程門有其傳。及至南宋,亦是伊洛傳宗。但至朱子,乃始推尊濂溪,奉為理學開山。又極推橫渠,為《西銘》、《太極圖》同作義解。不僅匯通周張二程四家,會歸合一;又擴大其范圍,及于邵雍、司馬光,特作《六先生畫像贊》。后人稱理學為關洛濂閩,然朱子之理學疆域,實較北宋四家遠為開闊,稱之為集理學之大成,朱子決無愧色”。不僅如此,錢穆還認為朱子又“集宋學之大成”。所謂宋學“乃指理學興起以前,北宋諸儒之學言”。他把北宋諸儒的宋學,分為三項:“一為政事治道之學,二為經史博古之學,三為文章子集之學”。成就都很高,不能棄之不顧。朱熹對北宋諸儒這三方面的論著言行,都甚為推崇,認真學習,“會眾說而折其中”,融會貫通,加以吸收,體現在自己的言行論著之中。故而,朱熹實為集宋學之大成的大家。
       

      理氣二元的宇宙觀。古往今來知名的思想家,莫不探討宇宙的構成和本質。北宋理學家張載在《正蒙》中說“天地之氣,雖聚散攻取百途,然其為理也,順二不妄”。是物質運動的規律。二程也認為理是世界的本質,“天下物皆可以理照,一物必有則”。“萬物只是一個理”。朱熹發揮他們的觀點,對理作了系統的論述,提出“天地之間,有理有氣。理也者,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;氣也者,行而下之器也,生物之具也。”這種理氣并舉的觀點,看似二元論。但他又說“天下未有無理之氣,亦未有無氣之理。有是理,便有是氣,但理是本”,“理與氣,本無先后之可言,但推上去時,卻如理在先,氣在后”。還是沒有跳出唯心論的范疇。
      相反相成的辯證觀。
       

      朱熹對北宋理學家二程“物必有對”的觀點,十分欣賞。“明道所以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。終夜思之,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”,高興的真有些得意忘形了。他認為“直是可觀,事事如此,天下事物都是”。便得出了 “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,東便與西對,南便與北對,無一事一物不然”的結論。“一物各具一太極。只是一分為二,節節如此,以至于無窮,皆是一生兩爾”。這種事物相反相成的觀點,精確地表達了萬事萬物對立統一的規律。“一分為二”通俗地說明了事物都具有相對應、對立的一面。這些對應、對立的方面是相互轉化、相互聯系的??梢?,確有辯證法的特點。


      動靜變化的發展觀。周敦頤的《太極圖》說“太極動而生陽,動極而靜,靜而生陰”。其《通書》把動靜分為兩類:一類是“動而無靜,靜而無動區,物也”;一類是“動而無動,靜而無靜,神也”。具體事物的運動與靜止,是絕然分開的。朱熹將這種觀點進行了改造與發揮,提出“太極自是含動靜之理”,“靜即太極之體,動即太極之用。”二者之間是體與用的關系。“方其動時則不見靜,方其靜時則不見動。”但“若以天理觀之,則動之不能無靜,猶靜之不能無動。”理學家認為 “陰陽者,天地之氣也”。輕清上浮者為天,重濁者下降而為地。氣的動靜變化,就促使了萬事萬物的發展。


           格物致知的認識觀。程朱學派強調知識是先天固有的,人們因受物欲的影響而喪失先驗之知,主張通過“格物”去重新獲得。程頤說:“知者吾之所固有,因物而遷,迷而不悟,故圣人欲格之”。朱熹發展他的觀點說:“言欲致吾之知,在即物而窮其理”。“致知”有一個過程,今日格一物,明日格一物,然后脫然貫通。致知在格物之中,格物之外是不能致知的。“窮理”離不開格物,“格物”才能窮理。而且,“窮理”是沒盡頭的,“致知有甚了期”?必須不斷進行下去。這種對事物的探討獲得認知的途徑,是有道理的。但理學家認為知識是“先天固有的”,可能不太符合實際。不過,朱熹雖然講人生而有知,但也不否認見聞之知。在知行關系上,他說:“知與行工夫,須著并到。知之愈明,則行之愈篤,行之愈篤,則知之益明。二者皆不可偏廢,如人兩足相先后行,便會漸漸行得到,若一邊軟了,便一步也進不得。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。
       

           克己復理的理欲觀。經??梢月牭接腥酥肛熕未韺W家“存天理,滅人欲”的主張,說他們沒有人性,不近情理。然而,我經過一番研究之后,發現有些指責不太符合事實,可能有些片面。朱熹“存天理,滅人欲”的由來和用心,并非毫無根據的空隙來風和標新立異。不過這“存”與“滅”應當正確的理解。存是保存、恢復的意思;滅是減少、控制的意思,不能理解為徹底消滅。因為朱熹并不完全排斥人欲,他曾說“飲食者,天理也;要求美味,人欲也”。 就把“飲食”之類的生存條件劃歸天理,“此欲亦豈能無,但亦是合當如此者”。是應當滿足的,只是過分追求的“美味”那種人欲。脫離自己的現實條件,既然存在破壞社會現實的潛在威脅,當然應該反對。合乎“天理”的人欲,是不能“絕滅”的??梢?,朱熹所說的“滅人欲”的滅,只不過是減少、控制的意思。正當的人欲,朱熹也認為屬于天理,哪能消滅呢!而且,朱熹說“滅人欲”,僅只一次。他的文集和著作中,是沒有的。僅見于他死后,由其“門人”回憶他的言行編輯而成的《朱子語類》,我用電腦查了朱熹的論著,發現“遏人欲”一詞的頻率非常高。朱熹本人生前習慣使用的是“遏人欲”,不是“滅人欲”。滅,如果理解為減少,是可以的;如果理解為消滅干凈,就背離朱熹的愿意了。合符天理的人欲,不僅不能消滅,而且隨著物質、文化條件的發展,還要不斷的改善和提高。關鍵是掌握一個適當的“度”,也就是朱熹經常說的“克己復禮”。禮,也可以說是理,是一種規范和制度,人人都應該遵守。如果人們都能夠“克己復理”,人欲得到適當的控制,社會就和諧了。這樣的理欲觀,有什么不對呢!


           以民為本的政事觀。朱熹的政事觀仍以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為基礎。但他不滿漢代經學家章句之學的注釋,自己秉承宋學“注重義理、經世致用”的精神另為新注,甘冒疑經改經的風險,重新組織編輯了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,全都作了新注,頗有改革的新意。既是“理學”修身養性的準則,也是國家政治生活的理念。


      他在為《書經》“民為邦本,本固邦寧”,作“注”時說:““民者國之本,本固而后國安。”顯然,把人民抬到“國本”的地位”。 民既然是國本,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則就應該是“得民”。 “得其民有道,得其心,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,所欲,與之聚之;所惡,勿施爾也。”由此,他主張統治者要取信于民,富民為本。具體說來,可以理解為愛民、濟民、便民、安民等等。他的理念是:一要為民制產:讓耕者有其田。二要為民請命:減輕農民的負擔,施行輕徭薄賦的政策。三要為民父母:必須整頓吏治;任賢使能,反腐倡廉,發展生產。四要為民作主:必須公正執法,對違法害民的豪強惡霸堅決懲處;對官人子弟嚴加管教。加強思想教育,德刑并用。對包攬詞訟、播弄是非的胥吏進行清理。
       

      朱熹作過多年地方官,在以上各方面不僅有理念,而且有實踐,但畢竟只是州縣官,而且時間不長,僅只九年。官聲雖然不錯,但取得的實際業績并不是太大。
      德智并重的教育觀。朱熹的政治生涯并不順暢,從中進士到逝世的五十年中,經常處于被壓抑、被排擠的地位。大約有四十年都是居家領祠祿,在各地從事教書、講學和著書。是一個把畢生主要精力都貢獻給了教育事業的教育家。因而,他的教育觀也頗有改革的新意,值得研究。


      朱熹認為教育需要與時俱進,發現弊端及時改革。例如:讀書人全都往科舉考試的一條路上擠,都想當官??婆e考試,在很大程度上變成為“應試教育”。 考生“愛好時文”,沒有在德才方面痛下功夫。而且,教育與實際脫節,學非所用,用非所學的情況很嚴重。掌管教育的官員良莠不齊,有的人把學校當成追逐名利的場所。需要大力整頓,進行改革。
       

      在教育的目的方面:朱熹認為“立學教人”。首先是“明人倫”,要把道德教育放首位,“德行之于人大矣,莫不以是為先”。但德育與智育不可偏廢,二者統一才可能培育出德才兼備、品學兼優的人才。德才二者并不矛盾,他說:“德而不才,德匪其德;才而不德,乃才之賊”。不應該把它們對立起來。


      在教學的方法、內容和形式方面:朱熹進行了很有新意的改革:他認為學校教學,應該按學生的年齡特征和接受能力分階段進行。大體上可以分為“小學”和“大學”兩個階段,并分別提出了兩者不同的任務、內容和方法。并親自編寫了《小學》一書,輯錄"古圣先賢"的言行,分為《立教》、《明倫》、《敬身》、《稽古》,《嘉言》、《善行》六卷,還自撰《四書集注》、主編《五經》的新注,作為各級學校的教材。教學形式應該多樣化,除傳統的課堂講授外,還可以采取師生問答、學術交流等方式。


      在讀書方法方面:朱熹積累了許多經驗,他的學生總結出“朱熹讀書六法”:一為“循序漸進”。二為“熟讀精思”。三為“虛心涵泳”,也就是要虛懷若谷,要反復咀嚼,體會出書中涵義的真諦。四要“切己體察”。五要“著緊用力”,不可懈怠。六要“居敬持志”讀書時要精神專一,注意力集中。要樹立遠大的志向,高尚的目標。


      在教育的范圍、規律和原則方面:朱熹還提出了“為學之序”、“修身之要”、“處世之要”、“接物之要”等“教書育人”不可缺少的項目,以及知行并重、博專結合、自覺主動、有教無類、因材施教等原則,直到今天仍是值得研究和借鑒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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